报告将依法治国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为那些正在从事或者希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划定学术研究的领域，除非这个人自愿地将自己终身禁锢在某个领域。考虑到这样的饭碗法学风气倘若蔓延下去，必将对我国法学研究产生巨大危害，所以借《法学家茶座》之一角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现代的法学研究已经朝着越来越专业化、细致化的方向发展，这可以说是法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学者必须将自己禁锢在术业专攻的那一领域，更不意味着学者之间必须硬性地划分研究范围，不准他人越雷池半步。我发现个别学者存在这样一种偏见，认为一个学民法的只能谈民法，不能去涉猎其他问题，否则学生的学习也是不务正业。各个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甚至学科内部也沟壑纵横。但饭碗法学使我们长期禁锢在一个狭窄的领域，不敢越雷池半步，或许这样终身耕耘一亩三分地最终也是会有一些收获，甚至是收获颇丰的，但是这种做法的危害也是不可低估的。即便某个人在一个领域中进行终身的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那也不意味着这个领域就是他的私物，更不意味着真理在他这里就穷尽了，他人不能进行研究。

首先是自我封闭，将法学的学科严格划分为若干门类，如民法学、宪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其实，各门学科都具有共通性，因此，各门法学之间需要交流。责任伦理要求司法主体，以尊重司法的客观性及法治原则为基石，体现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的审判逻辑与责任担当。

法院不能审判未经起诉的被告和未经起诉的犯罪，否则即为自任原告，自诉自审，角色混同。因此，对于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中有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需要反思。此外，当事人亦不应充当自己案件的程序法官。第三，有权对控告进行辩解。

责任伦理是司法专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构成。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是一种多种因素交织并发挥作用的复杂过程。

因此，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接点上展望司法的未来，仍需再提司法的逻辑。而在三方组合的诉讼构造中，法官居于其间，踞于其上，因此，司法至上或审判中心，亦为必然。从理论上分析，常态社会中共同体内部一切社会冲突，在其末端均可诉诸司法判断和裁决。此项原则贯彻于司法，首先必须将法官与当事人分开，以保持司法客观中立。

但在执行回避制度之时，也应注意贯彻法定法院及法定法官原则。然而，由于相对制度以及听取申辩原则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机制，反对其观点但尊重其发表权的宽容主义尚未成为普遍的社会原则，此种情况下，律师辩护制度的发展难免出现障碍。我国行政诉讼裁判，迄今已有一批案例直接引用正当程序原则作为裁判依据。而当社会向前发展，纠纷解决被纳人专门管道，就产生了法院。

法学家夏皮罗（Martin Shapiro）称： 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化而言，无论何时，当两个人之间发生了靠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争议时，根据常识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召集第三方以帮助达成一个解决方案。不过，这种机制的建立与适用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该社会的治理结构以及对司法可适用性的考量。

因此，案件中重大程序问题亦应由法院裁决。例如，对偏离主流文化的某一亚文化群体的行为管制，可以经由个案诉讼确立管制规则。

法院应当按法定管辖制度行使管辖权。承审法官应当随机产生。所谓技术司法，要求司法体系能够发展出合理有效的事实认定技术与法律解释及适用技术，而且司法人员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些技术。可以说，这也正是当前部分指定管辖指定承办案件的弊端。但在社会治理构造尚未发生适应性转变的情况下，法院的政治、社会功能及其资源调配能力十分有限，因此，立案登记制在行进中难免遇到障碍，甚至部分难以推进。可见它一方面要求司法人员公正无私，客观崇法，尊重人权，具备崇高的司法伦理。

这就要求司法在保持其民主性基质的情况下，发展司法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推进司法专业主义。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争端转化为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管理问题，正是现代法律机制的重要功能之一。

司法专业主义的直接体现是技术司法。由此可见，司法逻辑的运行须有社会条件，社会的改革也许更重于司法改革本身。

在这一点上，听取意见与禁止当事人自任法官的防止偏私原则衔接起来。体制整合系国之大计，须得慎重谋划。

不过，即使对司法应遵循其规律已形成一定共识，但由于主客观原因及条件限制，一些非理性因素仍然顽强地发挥其作用，依循规律的司法运行仍然需作长期努力。技术司法最突出的价值是通过回溯思维，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近年来推行人财物省级统管，以及设置跨行政区划司法机构的改革，正是一种初步尝试，以保障司法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利益关联方在实质上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程序保障实体，且有独立价值，亦含实体利益，如诉讼中的人身强制将妨碍公民自由权。

否则，将为决定者人为影响诉讼进程和结果创造条件，使其成为贯彻其意志的工具。再如将缺席审判限于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如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禁止自任法官原则，必然导出另一项法理一以审判为中心，即当事人只能提出诉讼请求及支持依据，无权代替法院做出判断和裁决。前者即因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能够在人情法理的范围内尽量摆脱偏私与偏见。

但过去那种司法行政化极端发展，使法院不像法院、法官不像法官的状况确需改革，对此项改革的方法、步骤可以反思（如笔者曾检讨员额制步伐太快加剧矛盾、配套措置跟进不足而妨碍效果等），但改革必要性不应质疑，在当前背景下甚至可以评价为难能可贵。在初民的社会，裁决者是部落长老、族长等族群中的德高望重者。

然而，嫌疑人、被告人不在案，其申辩权不能行使。这是法院工作的焦点和正当理由。而此种做法，并非因缘于学者鼓吹，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司法专业主义 三方结构所应对的纠纷，有不同的类型，有简单而易于判断的，也有复杂而难以裁决的。

法哲学家朗· L.富勒（Fuller）称：‘相对制度涉及某种裁判上的哲学，道出了法庭内审判案件所应采取的关于进行方式的观念。因行政程序强调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及行政效率，因此在行政处置中可能忽略当事人的意见。

以原、被告和裁决者组合而成的三方结构，其功能是以对抗与判定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讼。如由侦调机关自行决定，仍属重大程序问题一自任法官，显然不符合权力控制原则。

如有的学者提出批评，认为不切实际，等等。认真审视，虽然通过司法改革我们实现了一定的体制、机制与制度进步，但司法逻辑与行政逻辑纠缠不清的问题并未获得较为彻底的解决。